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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汉良亚里士多德的模拟创作论与诗辩


亚里士多德的“模拟”创作论与诗辩(上)▲[台湾]张汉良前言:从年的结构诗学谈起

在重读亚里士多德《创作论》(即俗称与讹称的《诗学》)之前,请容笔者讲一个当代诗学交流史上的小故事,作为开场白。年代,和托铎洛夫(TzvtanTodorov)一齐推动结构诗学的热内特(GérardGntt)在年出版的文集《门坎》(Suils)中,曾追忆当年为门坎出版社筹划诗学丛书的历史因缘。他们推出的第一本书是年代美国学者韦勒克(RnéWllk)和华伦(AustinWarrn)合著的《文学理论》(ThoryofLitratur)的法译本;第二本才是亚里士多德的《创作论》法文新译[1]。热内特说当时编辑们“曾经激辩过”(“dgravsdébatséditoriaux”)是否应当以《文学理论》为诗学丛书的首发卷。其实,这本年代出版的英文著作,虽然广为北美高校的研究生阅读,却无法承担这份为诗学扛鼎的历史大任。热内特辩护说:这本书代表“某种文学理论”(unthéoridlalittératur),而非大写“T”字母的、“总体的”或“唯一的”“文学理论”(laThéorilittérair)。令人尴尬的是,《文学理论》后来出版时的法文译名仍然是字母大写的LaThéorilittérair(《文学理论》。可见法美文学交流史上也不乏人情关系的产物(Gntt,:84)。

我们并不需要还给亚里士多德一个公道,学术史是最好的证人。学术前沿的《门坎诗学丛书》标榜跨出门坎,走向未来,但是为何采纳一本最古老的文学评论呢?三位主编除了上面提到的两位外,还包括日后以女性主义著称的哀累尼·西克苏(HélènCixous),他们之所以推出亚里士多德《创作论》的法文新译本,附有页的注疏,其实是企图透过结构诗学和符号诗学的理论框架,将这部西方诗学经典再度介绍给世人[2]。因此,笔者认为我们有必要作经典重读的工作,“再度”介绍这位西方文艺理论开山祖的《创作论》,并藉此机会澄清一些常识性的误解。首先,我们需要为“诗学”正名。

一、为《创作论》再正名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84–22)的生平,一般参考书籍都能找着,不用在此重复。在希腊末期《创作论》文稿已经失落,连罗马的博学鸿儒西塞禄(MarcusTulliusCicro,公元前-4)也未曾得窥原貌,直到公元九世纪的叙利亚残本出现,十世纪此残稿的阿拉伯文译本问世,辗转到文艺复兴两个主要抄本出土,《创作论》研究才开始有生命。和《创作论》有关的,但迄今仍然属于悬案的是:这份失落了一千年的作品,究竟是亚里士多德的长期的研究生涯中什么阶段的作品?完成于他早年在柏拉图学园就学时代呢?还是他重返雅典后,自己创办书院时?我个人赞同后面一种说法;但是在没有定论的情况下,我把创作年代定得比较宽松,介于公元前60–20年之间。

从事文献学研究的人会认为,作品年代不能确定无疑会影响到对作品意义的诠释。我可以想见的至少有两个主要的问题。其一是关于“诗辩”的当时的“历史性”,亦即《创作论》作为对柏拉图在《伊昂》、《理想国》和《法律篇》等著作中抨击诗人的回应与反驳;其二是关于《创作论》的知识系统定位。《创作论》作为“诗辩”文类的鼻祖,启发了后世许多类似的作品;在英国文学史上较著名的例子有16世纪诗人席德尼爵士(SirPhilipSidny,-)和19世纪诗人雪莱(PrcyBysshShlly,-)的同名论文。说穿了,一部诗史无非就是诗辩史。无可讳言的,任何一个文本必然有它产生的各种动因;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了来看,而视“诗辩”为某种普遍的文类与修辞,实证性的史实也许可以暂时退位。

我认为第二个问题,即《创作论》的知识系统定位问题尤其重要。这个问题也可以分两点来谈:首先,《创作论》在被后世命名的“亚里士多德总集”(CorpusAristotlicum)中的地位;其次,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47年离开雅典后,于前5年重回雅典之前——这些争议性的编年系大致重建,曾多年在小亚细亚的阿索司(Assos)和雷斯玻(Lsbos)从事自然科学(包括素朴生物学)的研究,自然科学知识(如:机械动能、生命机体论)对他的诗论有何影响?要解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简述亚里士多德“总集”中的知识分类。严格说来,“诗辩”作为一种修辞的“语用表现”也应当落实在知识系统之内,属于其中的一个分支范畴。因此上述两个问题是分不开的。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区分三种知识,他说:“自然知识(περ?φ?σεω??πιστ?μη[concrning“naturalknowldg”])和实践知识(πρακτικ??[practics])及创作知识(ποιητικ??[potics])皆不相同。创作知识的原则存在于创作者之内,而非作品之内。创作是一种‘技艺’(τ?χνη[tchniqu])或某种‘能量’(δ?ναμι?[dynamics])。”(《形上学》Mtaph.4a10-14)。亚里士多德用的字“?πιστ?μη”(“知识”)后来被拉丁文系统发展出的“scinc”(“科学”)取代了,引起无谓的争议。其实“?πιστ?μη”不仅为哲学用语,普通话也用,现代希腊语的“大学”(πανεπιστ?μιο,panpistmio按:“所有的知识”)来源正是如此。亚里士多德把创作知识分为两门,即“诗学”和“修辞学”。后期中世纪学者对“亚里士多德总集”的划分大体上承袭他自己的作法,只不过加上亚氏自己未尝归类的《范畴》篇等六本逻辑著作,统称为“工具论”(Organon),使得“亚里士多德总集”成为由四类学门构成的总集。至于创作是一种“技艺”或某种“能量”正是《创作论》的核心概念,下面会进一步介绍。

由于《创作论》的历史、版本、甚至注疏等问题颇为复杂,不是一般诗读者所关心或有兴趣的,我们不作介绍。有三则史“实”似乎值得一提:第一,传世的《创作论》属于断简残篇;第二,就行文的语气看来,这件作品当初是亚里士多德的课堂讲稿,未曾公诸于世;第三,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哲学注疏是古典末期和中世纪学术的骨干,但失传的《创作论》是唯一没有注疏的作品。这也说明了近代学者勤于翻译和补注的原因,姚一苇的《诗学笺注》为台湾读者熟知的例子。本文所用的版本和一般现代版本一致,是年德国贝克(ImmanulBkkr)的巴黎抄本景印,来自台湾大学图书馆哲学珍籍[]和年的牛津校勘本[4]。我在复旦大学给比较诗学专业的博士生授课时用了从年到年之间出版的八种现代英译本,以及卢卡斯(D.W.Lucas)年根据卡塞尔(RudolfKassl)牛津校勘本所作的的注疏本[5]和美国学者哀尔思(GraldF.Els,-)年的巨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论证》[6]。

《创作论》既可能初为讲稿,失传与出土的又是残篇,显然不会留有原始书名。今天的书名是取自文稿的头两个单字“Pripoihtikh”,拉丁字母拼写为PriPoiêtikê;英文意义为“Aboutpotics...”(“关于创作”)或“Aboutthart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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